李中夏
楚楚
杨楚楚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一个小学，一个初中，都在同班。等高中来了，短暂分开，可高二文理分班后，又在一起了。我从没想过自己这样幸运。高中初入学时，我们打过照面，聊过、玩过，好像还是小时候那样好，但她毕竟分到了重点班，我在普通班，分处两栋楼上，简直隔着太平洋，联络就慢慢没有了。我有还算便利的条件，因为我跟她有整整三门课的老师是一样的，其中两位办公室就在那栋，一个语文，一个生物，在两门中，我又以语文成绩较好。所以，在高一的两个学期，我包揽了语文课代表的职务，为的就是能把沉甸甸的语文作业交到对面楼的语文老师办公室，并在那边楼上遇见楚楚。我的确遇见过她，但要么她倚在栏杆上，不知在想什么，要么她与同学笑着、闹着，我不好意思说话，所以并没有寒暄。其实我非常想她，我恨不得高声大喊，像个傻子一样吸引她的注意，可我只会怔怔地看着，看她头发是长了还是短了，看她笑起来时眼睛弯弯。我暗自想，也许她也看见我了，但不好意思说话，就跟我一样。可我始终不敢向她确认。在我的印象里，那时候，我还没有手机，家里的电脑也不方便随时使用，想使用的话，要像打游击战似的，总错过跟她实时聊天的时机。递小纸条呢？也不好，像做贼，随时可能被发现。
只有一次，高一快结束，我在办公室里见她，正式打了个照面。楚楚当时正被语文老师训，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这真新奇、少见。我想安慰她，交完作业后，就站在办公室门口傻傻地等。等楚楚出来，我跟她打招呼，忽然想起她被训时候的表情，没忍住，笑了。楚楚瞪着我，忽然大声地哭，引得语文老师从办公室出来，正看见我手忙脚乱，于是呵斥我：“陈先！你做什么，欺负女生！”我羞赧难当，脸烫得能煎鸡蛋，连忙向楚楚道歉。我想，楚楚就是吓唬我，她老这样吓唬我。可我又想，这下也许真砸了，因为楚楚在我道歉时阴沉沉的，像下了雨，一言不发，只阴恻恻地从嘴巴里拽出三个字：“没关系。”三个字，把我的心揪起来三米高，一个字一米。幸好，等老师离开，她神色飞扬，大摇大摆地在我面前走了两步，姿势颇不雅观，随即一撇嘴，笑着说：“叫你笑话我，活该。”当时已经快到上课时间，她于是蹦蹦跳跳地走了。那是我习惯的、熟知的楚楚：眼睛滴溜溜转，带点趾高气昂，一副校园恶霸的派头，偏偏是装可怜的一把好手，翻脸像翻书。我久久地看她的背影，并凝望新鲜的空气下她仿佛被光线冲淡了的轻盈的影子。在当时，我跟她不是一个班的，我在普通班，没有与她说话的充分理由。
等高二开学，我升上文科重点班，发现楚楚也在，别提有多高兴了。但这事是不敢表露的，怕被人看出。所以当楚楚自我介绍时，我一直看窗外飞来飞去的鸟儿，感觉自己也飞在天上。但我听得清清楚楚，她说，她叫杨楚楚，家住城东，喜欢去新华书店看书（根据我的印象，这点恐怕是虚构的，但重点班人人都这么说），还会打篮球，背号八十四。她还说了一些，但说得不多，同学们已经开始鼓掌了。我有点骄傲地想，其实有些话她是没有说的，比如爱吃夏天的冰西瓜，爱研究电脑游戏，爱在春天的草地上打滚。我对她可熟悉了，一年没见，她在我心里却愈发新鲜。没想到，放学后，大家还没散呢，楚楚气冲冲地走过来，书包往我桌子上一甩，问：“陈先，我哪里对不起你？”“没有吧。”“有还是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你怎么老躲着我！”
我有点不自在地低下头，但还没想好怎样道歉，就听她冷冷地说：“你真伤我的心。”说完就提起书包要走。其实她把书包放下时，我隐隐有点高兴，因为这说明她想跟我多聊几句。现在这幅情景，却使我不得不着急了。但我又能怎么样呢？即使是一个班的，我可不敢拽女生的胳膊，同学们都看着呢。
好在我想了个办法，趁她走得不远，赶紧从另一边楼梯那冲下去，在校门口买好冰淇淋，并埋伏在她回家路上，找时机递给她。我跑出满额头汗，好在冰淇淋没摔地上。那时候，她来得慢极了，而且动作也一点不像她，我躲在拐角，看得十分清楚，她撇着嘴，皱着眉，双手交叉在胸前，步子一如既往迈得大，可要迟缓许多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走几步就回头，走几步就回头。夕阳给了她特别柔和的轮廓。由于我一直看她，倒很快就被她发现了。楚楚眉毛一挑，揪住我，问：“怎么在这？”我把冰淇淋递给她，说：“等你。”“等我干嘛，要表白啊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是给你道歉。”
我向她解释，我根本不想躲着她，但有时害怕见她，不得不躲着她。为此，我编了一通瞎话，说隔壁班有男生想追求她，威胁我，叫我不准跟她讲话。她生气极了，张牙舞爪似的，好像要给我虚构出的那人一记重拳。我连忙又安抚她，说我已经知道错了，回头就骂那个男生。她说：“也用不着骂，但要让他知道，他肯定没戏。”我问：“你知道是谁吗？”“谁？”“告诉你也不好，你肯定要生气。”楚楚“哼”了一声，断言说：“他是谁我都看不上。这种爱管我的人，比我爸还讨厌。”
经过这样的偷换重点，乾坤挪移，她很快就原谅了我，并收下了冰淇淋。照她说的，她馋好久了，但想起自己在生气，硬是忍了下来。我喜欢看她吃冰淇淋的样子，显得十分幸福，但那天我看不了多久了，我们并不顺路，只好跟她打招呼，准备回去。
直到回家，我都有点激动，一直想着这次久别后的重逢，因为杨楚楚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在日记本上写：“9月1日，我与楚楚又遇见了。”写到这，划去，重写，“我与最好的朋友楚楚又遇见了。”又划去，再改，“最好的朋友杨楚楚”。这才觉得满意，因为庄重、严肃，绝不轻狎、戏谑。我像对待外交文书那样加上她的姓，因为她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当夜我睡得很深，梦见跟楚楚采蘑菇，从早到晚，几乎小半天。我们是分开采的，约好傍晚会面。期间，我遇见了三个头的麋鹿、金斧头、能说话的无人机，但等我们会面，都没来得及跟楚楚说，她就指着我的蘑菇哈哈大笑：“陈先，你真笨，你采的蘑菇五颜六色，多数有毒，要是吃了，肯定毒死我们两个。”我很难过。楚楚拍拍我肩膀，安慰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采的蘑菇好，还多，可以给你分好多。”说完，她把包裹打开，蘑菇咕噜咕噜滚落在草坪上，草坪像肚皮一样软，将其稳稳兜住。我嘴硬，说：“我不吃，颜色不好看，一定不好吃。”又说：“我一点也不饿，一口都不吃。”可等香味飘来，我屈服了，说：“我现在好像饿了。”楚楚就把她烤好的蘑菇给我吃。说来奇怪，我怎么咬，都咬不着蘑菇，我以为她逗我呢，但她也一脸惊讶的模样，十分着急地想再递给我。我跟她说：“不着急，还有时间，还来得及。”再一睁眼，忽然没有楚楚，没有蘑菇了，只有我妈叫我起床。我好不容易坐起来，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肥润得像肉的蘑菇，并且想，要不是楚楚，我一点也不想上学。
没过多久，在家吃晚饭时，我妈忽然开口问：“杨楚楚是谁？是之前那个杨楚楚吗？”
我没好脸色，回答说：“是。”
我爸一脸严肃。我妈则有种偷看了我日记本的愧疚神情，但似乎又有点刻意的镇定。她欲言又止，我爸闷头吃饭。后面的话题是可预测的：他们叫我专心学习，少想杨楚楚。我不说话，不答应，他们没有好的办法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虽然他们有一切家长的缺点，但还算有底线，并不强求我什么，我们只是冰冷地吃饭。我们三个把饭桌变成了礼堂。
其实他们没必要担心什么，我和楚楚约定过，要做永远的好朋友，不影响学习，永远健康向上、敞开心扉。我甚至觉得他们有点看轻了我和楚楚的友谊。即便同班，我们的交流依旧不多，不需要多，顶多是在走廊、过道上，一同朝天空望。望什么呢？不知道。课间只有十分钟，只够看鸟儿走几个来回，看云挪动几公分。我很少向楚楚搭话，因为不知道说什么，也不好意思说。令我意外的是，分科后，她好像也没了朋友，总一个人待着，有点寂寞。这和我高一时看到的总在课间与一群女生笑着闹着的楚楚大不一样。那时我是语文课代表，有机会经过他们班，总在思考，楚楚到底在跟她们聊什么，怎么有这么多好玩、好笑的事情呢？那时的她，偶尔也倚在栏杆上，可是会时常摇头晃脑，莫名其妙笑出来，好像在云里看见了棉花糖，又或者教学楼突然变成了猫。现在的楚楚，站得笔直，头发随风飘动，总用一种透彻的眼光，审视她目力所及的一切，显得沉稳、冷静。她好像与外界隔开了。她甚至会跟我说一些好像很有哲理的话，我觉得既不符合她的形象，也有点超出她的年龄，超出我的理解力——好在她并不执着于使我理解。我像任何一个有可能听到她说话的人那样茫昧无知，但轻轻点头，最后再脑袋空空地将之尽数忘掉。我总是后悔将那些话忘掉了，不然我起码能在这儿记下一些。
总体而言，高中的生活十分平静。我靠高一整整一年的努力，在分班时进了重点班，当然要担起重点班的责任。说实话，只有高二开学这一次分班机会，可以令我进入文科重点班，我抓住了，这真像是做梦。全班同学都认真听课、步调一致，没有打架斗殴，没有恶言相向，我感到充实，同时觉得紧张。班主任是我高一时的语文老师，他常把一个词挂在嘴边，“迎头赶上”，还强调说，因为我们在县城，要追上省城、大城市的学生，一定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行。我当时很吃他那一套。有一次班会，班主任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：上周末，他去省城开会，跟省城一中的老师坐同桌，那老师起先很客气，但听讲他从县城来，立马就不理他了，变了一副沉静、单调、疏远的神情。我至今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；即便是真的，大概班主任也刻意渲染了当时的紧张氛围，又或者他实际是过分敏感的人。可我那时深信不疑，好像挨欺负的人是自己，与大家一块儿群情激奋，恨不得下课就回家做两套卷子。当然，也许还是有一些人不以为然的，至少楚楚是，她悄悄告诉我，她一点也不信任老师，觉得这故事一定是编的。
我问：“你怎么确认的？”她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但觉得不像是真的。”“可你也没证据呀。”“这么说就无聊了，老师也没证据。”我挠挠头：“那你说得也许对吧，可我们都不会知道了。”楚楚高傲地扬起头，说：“我当然是对的。”
班会是下午的最后一节，结束后，同学们四散走了。我、楚楚，还有另外两名同学作值日生，打扫教室，所以留了下来。等值日也结束了，天渲染成一片漂亮的橘红色，楚楚神神秘秘地小声叫我先别走，等一会儿，先去操场上晃两圈，再回教学楼下找她，避开同学和老师。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答应了，无聊地在零星几个学生跑步的操场上走了几步。像约好的那样，楚楚在教学楼下等我，见到我来，就高兴地挥舞双手。我心想：“几步就回来了，用得着吗？”可心里毕竟受用，不由得走得快了些。
楚楚问：“你一会有事吗？”我说：“没什么事，但要回家。”“你当然要回家——我是问你，回家有重要的事吗？”“大概写完作业后，再去写两套卷子吧。‘迎头赶上’嘛。”她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说：“你还真信了。才高二，高考还早呢，着什么急？”不等我回答，又说：“卷子先别写了，陪我去老街。”我问：“去老街做什么？”“你来不来？来就请你吃炸串。”我有点踌躇，但听她说炸串，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有点馋，香味明明还没出现，已经占据了我的鼻子。她又说：“猪排、鸡翅，随你选。”我败下阵来，说：“还要蘑菇。”
她听我单独拎出蘑菇，没有挑最贵的牛肉，露出一脸鄙夷的神色，说我没志气。“要你管”，我说。
那时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老街了。在回忆里，老街有昏黄色的光晕，从而逐渐失真，变成一幕幕坏掉的幻灯片，恍惚间总让人以为当时笑着、闹着的人不是自己。我记得，当时人流涌动，处处是暗礁、水草，寸步难行，磕磕绊绊，耳朵里也吵闹异常，简直天旋地转。那天竟然有这么多人挤在一条窄窄的街里，呼吸间产生的蒸汽让我的眼镜镜片都蒙上了雾。为不至于走散，楚楚拽着我的衣袖，艰难地在人群中穿行。我只能看见她的背影，她的短发，望见她渗出细细的汗珠的后颈。由于人多，我们都大汗涔涔。我问她还要走多久，她没听见。我于是加大了声音，大声问我们要去哪。她好像快活极了，头也不回地笑着喊：“你肯定想不到！”
我的确没有想到，她最终带我去了一家卖首饰的小店。刚到那儿，楚楚就很利落地找位置坐下，仰头问我哪样首饰好看。她指着的是耳钉、耳环。她还说，自己准备在这儿打耳洞，并给我为她挑第一对耳钉的权力。“耳环不要。高中生嘛，低调一点。”她说。我们在人群中挤了那样久，几乎变成夹心肉饼，我还惊魂未定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楚楚已经气定神闲了，得意地望着我。我被她盯得有些尴尬，说：“这样不好吧？”她满脸天真，问我哪儿不好。我支支吾吾。
所以她问：“是不是你像我爸妈，或者像老师那样，觉得打耳洞就是不好？”
她目光灼灼，使我惭愧地低下头。可她语气又轻又柔，的确是在认真地征求我的意见。
“倒也不是……”我说，“我是在想，打耳洞是不是去医院比较好？”
店家向我发出严正抗议，说自己这儿并不比医院差，也卫生、干净。我唯唯诺诺，点头称是。楚楚大概看我一副窝囊样，笑了，说：“医院太贵了，这儿只要十几块钱。”她掏出一些揉过的纸币，有五元的，两元的，还有几个硬币。当时我对钱的味道很熟悉，现在却很少见到了。她数好钱，递给店家，叫我去挑。但她还说，我不用太着急，她打耳洞也要时间，等她打好，我也就差不多选好了。我记得，当时问了个很蠢的问题，但我当时真的很想问。我问：“为什么要我来陪你？”
她给了我一个很聪明的理由：“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，因为我们俩是最好的朋友。”
这番话让我的心安定了一点。但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在挑选时好多次朝楚楚那边看。我看见消毒药水涂在她耳垂上，看见她咯咯地笑，还看见店家掏出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件，中间带根针，对准了楚楚的耳垂。大概是发现了我一直在盯着她看，楚楚问：“陈先，你是不是也想打两个？”这时候她不笑了，但也不见得生气，也许有点紧张。我赶紧把头扭回去，接着帮她选耳钉去了。那些亮闪闪的饰品勾起了我无穷的想象，当然我更多是在想象楚楚的小小的耳垂。我没有看见那根针刺入的样子。等我差不多挑好，回过头来看的时候，店家已经在跟楚楚说注意事项了，并作下一步的简单消毒。她两只耳朵上各自多了一样白色的塑料细棒，棉线一样细，直直的，两三厘米长，像耳朵上被添了白色一短横作指事符号。我是伸头去看的，甚至影响了店家的讲解。楚楚瞪我，说：“陈先，我看你是真的也想打两个耳洞。”我连忙摇头，不再惹楚楚了。
总之，在最后，楚楚接受了我的审美，买下由我挑选的耳钉。其实那是很普通的款式，一个小小的圆球，塑料制品，但透光度还不错，真有点纯白色的玉石的意思，盈着淡淡的光辉，只要十块钱。楚楚说，她在网上搜过，要让这棉线样的小棍多留几天，定一定，再换上选好的耳钉，所以她把耳钉收起来，回头再用。我像听天书，只管点头。但与此同时，我盯着她耳垂上多出的小棍，像根刺似的，问她痛不痛，她说不痛，甚至有点痒。走了几步路，在炸串店点好单，并外带了，我俩正准备分别，我没忍住，又问她是不是真的不痛，她说真的不痛，还说我烦。
忽然，她问：“那我是不是应该痛一下？”没等我反应过来，楚楚作出一副吃痛的样子，说：“好痛！好痛！”她还手舞足蹈，乱挥乱踢，我手忙脚乱，问她怎么办。她说她可不管，要我想办法。这女人，发起疯来，像头小狮子，一点道理也没法讲。我扶她到路旁长椅那儿坐下，她还在毫无风度地乱叫：“啊呀呀，好痛，好痛！”我没有办法，说，要不给她吹吹。楚楚没忍住，笑了，说：“吹吹能有什么用。”我这下确定她是逗我玩，硬要给她吹，她终于灵巧地躲开我，算是投降了。
可这么闹一通后，她又皱起眉头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说：“其实是有点儿疼。”
她不像开玩笑。我又紧张起来：“是不是他没给你穿好？”
楚楚摇头：“不是。我听说了，打耳洞是要有点痛的，打的时候不痛，蚊子叮一样；打完了，慢慢会痛起来，火辣辣的，这倒是正常。”
“有多痛？”“我哪描述得来。”“你说说？”“真要说，反正比‘好痛好痛’差不少，比‘好痛’也差一点儿，‘一般痛’的三分之二吧：像有小人在耳朵里，要撕开伤口，慢慢撕，一点一点的，再看准机会，呲溜呲溜往外面钻。”听她描述，我不自觉“咝”了一声，说：“那也够痛了！”
我想让她好受一点，于是提议一起吃炸串，毕竟等带回家也许都凉了，不好吃。她深以为然。我们于是吃得双手和嘴巴油乎乎的，沉浸在一种油乎乎的幸福里。那时候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，行人少了，这大概是由于小县城的晚饭时间到了，大部分人都在家里。我爸妈应该也在等我，也许已经着急了。可我不急。
楚楚也不急。她正吃着呢，忽然说：“陈先，你讲个故事吧。”我不知道她用意，问：“怎么忽然要讲故事？”她很努力地想了想，说：“因为你以前爱写这些，你说你要当小说家。我要督促你的，看看你有没有努力。”她又说：“你就随便说点吧，我耳朵痛，听你说话也许就不痛了。”
我哪好意思推辞。小学的时候，我给楚楚讲过我编的庄子钓鱼的故事，庄子走了很远很远，钓上来一只全宇宙最大的鲲，也许是这个故事给楚楚留下了印象。可我现在没有什么故事。我于是装腔作势地清清喉咙，拿出红旗下的讲话的派头，说：“那我要说了，你可听好。”楚楚点头。我说：“从前有一只鸟，哦对，——有一只海燕。那是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……”
楚楚举起拳头，捶在长沙发的扶手上，咚咚作响，表示抗议：“陈先，你怎么给我念课文呢！”
我嘿嘿笑。
楚楚说：“那你给我背一首诗吧，我想听。”
我抓耳挠腮，想不出课本外的什么诗。我要说想，也能想到，我想到北岛的墓志铭，海子的梦和马，甚至想到博尔赫斯的时光与大理石，可这些都不合适。忽然，我看见路灯的光线，在黑夜里显得十分好看，于是想起两句诗：“我们好像在池塘的水底，从一个月亮走向另一个月亮。” 我原以为她不会看过这些文字，她又不爱读诗，没想到楚楚噗嗤笑了。我追问她有什么好笑，她不说话，自顾自地笑。过了好久一会儿，她说：“我知道这首诗，是王小波写的，在一篇小说里。”
我那时候傻傻地问：“那你笑什么，这两句写得多好！”还腆着脸皮，告诉她，这是我最近读过最好的小说，充满了灵动的感情。
楚楚倒不对这个判断说什么。她说，她之所以笑，是由于她觉得非常巧。哪里巧呢，我问。她笑眯眯地说：
“因为男女主角互相喜欢，正好一个姓陈，一个姓杨。”
我如梦初醒，心脏砰砰乱跳。我记不得后来我又说什么了，但记得杨楚楚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嘲笑，因为我脸红了，一言不发，好像被戳破了什么低端的伎俩一样。当然，对这些表情上的变化，我一概不认，都是她这样说的，说得活灵活现。其实我根本没有那样想，也没有那些不好意思的表情。我坚信当时我保持了身为男人的镇定，维持了石板一样的冷硬面孔。但也不得不承认，直到现在，想起这回事，我都有点害羞、后怕，因为假如我真有她所想的那种不健康的想法，被她这样戳破，岂不是一点回转余地都没有了。由此可见，她真是个不顾朋友脸面的女疯子。
我不知道她家人会对她打耳洞抱有什么态度。她对我说过，家里人很严肃、古板，永远不会顺她的心意，所以我不由得替她惴惴不安，好像这两个洞打在我耳朵上一样。出乎意料，第二天见到她，楚楚神情如常，一点儿没见到争吵、战斗的痕迹。据她说，家里少见地顺从了她，甚至没有添一句冰冷的“但要注意学习。”没有。这让我特别羡慕。
我的家人就不一样了，满口说着对我好，不干涉我的空间、不影响我的生活，却偷看我的日记，还偷偷摸摸和班主任联络、沟通。我看见过他们俩在办公室里和班主任当面说话的样子，三个人如临大敌，透过办公室玻璃窗，我所感知到的气温好像能降到零点。可越是这样，我越不愿意照他们说的那样好好说话。我用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努力保护我跟楚楚的友谊，并且试着隐藏我为此而做出的努力，不让楚楚担心。她一定会担心的，我想。我喜欢看楚楚眉开眼笑的样子，还有她得意的神情。她会戴上耳钉，叫我评判如何。我说好看，她就会说我傻，男孩夸女生好看，不能仅仅用“好看”两个字，这是为了我未来不打一辈子光棍的考虑，伟大而且无私。我怎么能因我的事情，使楚楚跟我一样烦恼。
那段快乐的时间，一直持续到高二下学期末。
高二快要结束时，我的成绩下降得挺快。我必须要说明，这跟楚楚毫无关系，归根结底大概是我与导数、圆锥曲线八字不合。可我爸妈却似乎觉得与楚楚密切相关，并决心要把我留在家里，与我严肃对谈，不惜用各种办法撬开我的嘴。我问他们到底想问出什么，我要怎么回答才能让他们满意，是不是我一定要承认早恋才行？他们不说话，我几乎哭出来。最后，他们无奈地说，明天周六，全家人一起去旅游一趟。为什么旅游？我问，并听到他们说：“你压力太大了，带你出去走走。”
当时我家还没有买车，而且从来也没有旅游的习惯，所以这个提议是很可疑的。但我既然回不了学校，也只能同意了。我没有任何与外界沟通的渠道，好像完全被软禁的囚徒，当然也谈不上与谁能商量对策。第二天，我跟父母一起坐上一辆泛着难闻的潮味的大巴。在城里，汽车走得很慢，几乎经过了我记忆里一切难忘的地点，那些我与楚楚一同经历过的地方：学校、小卖部、早点摊、小公园，等等，等等。我久久望着窗外，期望楚楚能来。而她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都可以。她也许不是专程来救我的，也许她刚在漫画屋买书，买完后高兴地摇晃着身子路过。也许她看上了肉夹馍店的新品，将所有料都加一通，但在等红灯时没忍住吃一口，于是就在偷吃肉夹馍的时候无意间与我四目相对。我想这都可以——哪怕她知道我要走，冲过来在玻璃前做个鬼脸呢？那我也一定会终生铭记。大巴很高，我居高临下，感觉要比外面的人长得都高，视野也远，能看见三百米开外的人的一根白头发。可我最终也没有看见楚楚。
目的地是距离县城不太远的山，小山，看山脚下的介绍资料，才三百米高，但风光很好，偶尔传来浑厚深远的钟声，因为山顶有一座据说很灵验的寺庙。爸爸妈妈兴致似乎很高，可我总觉得他们在照顾我的情绪，显得有点辛苦。他们指着被层林环绕的山路，说要带我去寺庙看看，在里面转一圈，好像我会很感兴趣似的，其实我更乐意在山脚下看石头，或者简单观察正在搬家的蚂蚁。
我问：“要下雨了，还要上山吗？”
他们回答：“上山。咱们多久没有旅游了，怎么能停在山脚。”
我们沿着沾染湿气的青石板路向上，路过一些不知名字的郁郁葱葱的树。空气则清新得有点生猛，好像好闻的水汽在我脑门上打了一拳。山上还有点迷迷蒙蒙的雾，于是这曲折蜿蜒的路更显得好看了。当然，在山上时，紧盯着脚下的路，会觉得这雾并不浓厚，是浅浅的，并不影响我们看遍布的紫色、黄色的小碎花，也不影响我们看清路怎样向上延伸。唯独在回头向下，或者晀望远方时，我才觉得雾竟然这么大，仿佛一切都盖上了厚厚的雪。
这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在我耳朵边上说话，吓了一跳。我仔细听，原来是楚楚。她说：“才三百米，想不到雾可以下得这么大。”真想不到，她把我心中所想的如此清楚地说了出来。
还不等我有反应，不等我赞同或反驳，楚楚兴奋地说：“我们下山吧。”
“你说什么？”“我说下山。反正我看得很明白，你一点也不想往上走。”
我很窝囊地说：“可是不朝上走不行啊，爸爸妈妈都在，总不能一个人回家吧？”
楚楚很不屑地：“他们往上走，就往上好了，碍得着你什么事。”又问：“他们带你来，问过你的意见吗？”我很老实地说：“没有。”“把你锁在家里，不让你上学，征求过你的同意吗？”“没有。”“那你要跟他们一起往上走，去那个破庙？还不如跟我走呢。”
我想，确实是这个道理，于是跟楚楚一起往山下跑。由于跑得太快，我差点滑倒。飞速朝下跑的时候，我听见山上的惊呼声：“陈先，你做什么！”我咬着牙，更加快了脚步。他们的呼喊声还在回荡，又起了一波：“陈先，快回来！”甚至显得有点凄怆。可我决心不回来了。所以我听见风声，听见钟声，而且听见这呼喊越来越远。
我和楚楚都很明白，肯定不能回最初来时所坐的大巴，那跟投降没有区别。楚楚聪明，她带我偷偷上了一辆红色的卡车，并一起躲在后边货厢里。我趴着，紧闭双眼，不敢看四周环境。楚楚躺着，仰面看天空。好在车大，拦板够高，不容易让来往的人发现我们俩。雨水逐渐打在我俩身上，还濡湿了浮尘与黄土，使我的鼻子里逐渐充满铁锈与泥土的气味。
楚楚小声问：“我们跑掉了？”
我的心脏跳得特别快，身体也发烫。我想睁眼，看看楚楚。可就算睁眼也黑乎乎的，似乎什么也看不见。我怕她担心，尽量笑着说：“是吧，应该是跑掉了。”
楚楚问：“接下来去哪？”
我咬着牙说：“去哪都行。”
说来真怪，明明是楚楚带我走，最后却是她问我要去哪。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要去哪？我应该问她才对。但我没有机会问楚楚了，这是我关于那段历史仅剩的印象中最后一幕。据父母所述，那天雨大极了，夹带大风，他们报了警，大概在当天晚上才找到我，我正趴在一辆两年没人来动过的旧卡车的货厢里，满手满脸都是土，并且严重发烧，险些把命丢掉。在医院养病的时间里，我躲掉了期末考试，也错过了一堆在当时看来十分重要，现在看来却毫无意思的课程。他们清楚记得，我经常坐在病床上，默默地坐着，等杨楚楚来，不管他们告诉我多少次杨楚楚不会来，也无济于事。
我问他们楚楚在哪。他们支支吾吾，顾左右而言他。最后班主任也来了，告诉我说，楚楚在我高一快结束时转校了，谁也联系不上她。
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对是错，但有件事是很清楚的：生了这场病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楚楚。我还记得，那段时间我喜欢做梦，但在医院里，我一个梦也没有完整做出来。
由于这件事有一个这样语焉不详，并且悲伤的结尾，我家许久都没有再提起楚楚。但我其实一直记得她，记得我跟她在高二的见面。我始终不能理解，要是她早就转校走了，那我见到的那个要我陪着打耳洞的楚楚是谁？
今年过年，我回到老家，在我童年的房间里住了一星期。在这期间，我发现了一个小铁盒，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纸。只用一眼，我就想起来，那是我初高中所用的QQ小号的账号与密码，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再登录这个号了，仿佛这个号并不存在。但这张纸唤醒了我。我深深记得，当时这个号的好友只有楚楚一个，她也用的小号。我登录了这个账号，部分数据已经丢失，但还能看到我和楚楚当时最后的对话。
她说：“陈先，你真是个坏蛋，还嘲笑我！果然被老师骂了吧？”
我说：“对不起嘛，我不知道你生病了，只看见你打了耳洞，被老师训，还以为你特立独行，问题少女。”又说：“早知道我跟你一起去打了，听说还挺痛的。老师也不知道吧？”
“一开始不知道，语重心长跟我训话，越说越激动，越说越生气。但我后来跟他说了。我说：‘老师，我生病了，快要死了，就想在死掉以前试试’。他一听说，脸色变得可快了，但还不是很相信。我拍胸脯说，我可没有骗他，这两天我爸妈就会跟他解释。他信了，赶紧安慰我，说：‘哎呀，那年轻人，想追求新鲜事物，也完全可以理解’。”
“真这么严重？”“哈哈，唬他呢，哪有这么严重。真这么严重，就不跟你聊闲天啦，应该在医院打点滴，更上不了学。”
“那就好，别说老师是面对面了，我都被你吓到了。”
她忽然岔了一笔：“陈先，你说，老师到底是不是为我好？他说了好几次，是为我好，怕我学坏，叫我理解他。可我不生病，就不准我打耳洞，说的话也很难听；我说自己生了病，又忽然准许了。那他到底怕不怕我学坏？”
看来我那时候比现在愤世嫉俗得多。我说：“他们都一个样，说什么都觉得是为你好！”
“那我可不要变成这样。”楚楚说。
“你一定不会的。”我说。
对话在这戛然而止，再也没有了下文。我忽然想起什么，开始在卧室的床底下翻找。假如我没有记错，床底下堆积的无数纸箱中，其中一个纸箱被我用圆珠笔戳了两个大小不一的洞，作为标记。那个纸箱堆满了我中学时买的杂志，但最底部则藏有一个黑色PU皮小盒，与我有关，也与楚楚有关。为了找到它，这个方方正正的小盒，我将床铺收起，把床板掀开，俯身翻找，扬起多少年没有被动扰过的灰，好像破开被藤蔓缠绕的门，掘开填实而板结的土，为此腰酸背痛，几乎抽筋。翻找时，家里恰好有亲戚来拜访，两家人正在客厅其乐融融着，却被我产生的噪音惊扰，发出讨论与询问。可我没有时间去管，没有力气去回应了，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仿佛时钟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来。我想抓住时间，想争求朝夕，想让那些错过的事情与遗失的记忆回转，因此满头大汗。那时，我已经十分清楚地回想起来，但又有点羞于承认，不论我能否找到那个也许褪了色也许破了皮的小盒，其小小的空间里，都应当曾经存放过两个塑料耳钉，很便宜，很普通，款式朴素，细细的针上，缀有两个透光的塑料圆球，明明是只有小孩才会买的廉价质地，我却觉得它如玉石一般，始终萦绕着淡淡的暖光——在高中二年级的某个时刻，一个晚霞特别明艳的傍晚，我鼓起勇气，孤身一人，带着摩挲揉搓过不知道多少遍的钱，在老街打了两个耳洞，并买下它们，为了它们与父母闹得要死要活，决不罢休。
2025年4月7日星期一 第一稿
2025年4月10日星期四 第二稿
作者附录:
本文是在王小波《绿毛水怪》的影响下写成的。时值“抒情的森林”“整顿”文坛的第一波高潮（可惜至今尚未结束），我对文学圈乃至文学本身几乎失去信心。但偶然读到《绿毛水怪》一文，其清新、隽永、简单、缠绵，令我找回久违的阅读的快乐，并给我当头棒喝。
谨以此文向已逝世多年的王小波致敬。
李中夏
李中夏（1xx9—），非上海市作家协会成员，未在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花城》《西湖》《野草》等刊物上发表小说、童话、散文、诗歌、随笔数十篇，非宝珀文学奖首奖获得者，并从事与文学无关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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